《劝学篇》不仅阐述了“中学”问题、“西学”问题,还论及中、西学的关系,其主旨可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既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总概况,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学”,也称“旧学”,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30]实质上指的是封建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所谓“西学”,也称“新学”,即西政、西艺、西史。“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31]可见,西艺指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政则指资本主义的一些规章律例,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与维新派主张的“西政”截然不同。
中、西学的关系即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根本,为主,西学为末节,为从。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2]因此,“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33]即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等中学为“体”,只有在此基础上再讲求作为“用”的“西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34]这样中国才能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