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间，唐代史学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例如：
唐初史家群体一举撰成八部“正史”的宏大气势；刘知幾所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精辟论断，以及他的“史才三长”论，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吴兢《贞观政要》一书反映出来的唐太宗君臣所讨论的“创业”与“守成”孰难、明君与昏君的标准、水与舟的关系、如何做到“善始慎终”等问题，都是涉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大事；魏徵为《隋书》撰写的史论把秦、隋兴亡加以比较的方法；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年以备南北”倾向统一的思想和著史宗旨；柳宗元所著《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等宏文所蕴含的深邃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批评精神；杜佑《通典》的恢宏器识和进步的历史观、民族观，以及鲜明的以《通典》“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了士庶势力的消长和唐代世风庸俗的一面；还有中晚唐史学家在史学自觉方面的多种表现，等等，都使人感到兴奋，有一种许多新问题等待着我研究而欲罢不能的感觉。
起初，当我决定研究唐代史学之时，已是不惑之年而在学术上并无“立足”之地，但时间又不允许自己彷徨、犹豫，所以也就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这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我对唐代史学知之甚少。因此，一旦开始真正接触唐代史学并逐步深入了解它的时候，不仅眼界打开了，而且学术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了。我想这就是学术本身的魅力，唐代史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其他学术领域也有各自的魅力，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真诚投入和细心耕耘。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本论文集《唐代史学论稿》。一时兴起，我集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作为论集封面书名用字，又以敦煌文献中虞世南《帝王略论》抄本残卷书影作为论集封面的底图。现在回想起来，那份激动的心情，似乎至今都还留在记忆中。这里顺便说说，关于《唐代史学论稿》一书，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的增订本；与此同时，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亦为《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立项外译。对此我深感社会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